汉语史讲义（上下册）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本书为首次发现的张世禄先生汉语史讲义未刊本，弥足珍贵。讲义分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深入系统地讲述了汉语自有书面记录以来四千余年的发展史。本书的特色在于汉语的断代史和演化史结合，汉语的历史沿革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结合，汉语史和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结合，汉语史和汉语方言口语的发展结合，展现出宽广的语言文化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创见，是中国本土语言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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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禄（1902—1991），浙江浦江县人，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校文科首批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和国务院特殊津贴。张世禄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先驱，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词汇学、语法学、普通语言学、汉语史诸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音韵学领域成就卓著。

申小龙，1952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张世禄先生关门弟子。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理论语言学研究室主任。申小龙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中国句型文化》等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编高等院校语言学三门基础课教材：《语言学纲要》《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主编“中国文化语言学”等丛书4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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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申小龙

我国的汉语史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北京大学王力教授首先开讲“汉语史”课程，并按高教部审定的“汉语史”教学大纲编写教材。1956—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力的《汉语史稿》上中下三册。

与北京大学王力的汉语史课程几乎同时，复旦大学张世禄教授也开讲“汉语史”课。当时全国开设这门课的就是北大和复旦，一北一南两家。这当然和当时全国只有北大和复旦有专门化的汉语专业有关，也与王力和张世禄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先驱，都致力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有关。然而，与王力先生汉语史课程教材一锤定音并多次再版不同，张世禄先生汉语史课程的教材一直处在油印稿的未定稿状态。从张世禄先生家属和20世纪60年代听课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保存的当年汉语史教材来看，张世禄先生的汉语史课程教材油印稿一共有四种：

《汉语史绪论语音篇初稿》（22万字）

《汉语史词汇篇初稿》（32万字）

《汉语史词汇语法部分六三年复旦春季夏季用》（15万字）

《汉语史讲义》（35万字）

我们从这四种汉语史教材的100多万字珍贵存本中，梳理出一个70万字的汉语史讲义系统，分为绪论和语音、语法、词汇三个部分，将复旦大学张世禄先生学术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这是继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出版之后，我国语言学史上系统的汉语史研究的标志性创获，也是与北京大学几乎同时开出、历史悠久的复旦大学汉语史课程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由于作者个人和环境的历史原因长期湮没不闻，甚至“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届大学生，我们77级本科生，入学复旦中文系汉语专业后所上的为时一年的汉语史课程，其教材都是中青年教师自编。今天，在系统整理张世禄先生全集，广泛征集张世禄遗稿的过程中，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拂去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汉语史讲义》的历史尘灰，使它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本教材的出版不仅丰富了20世纪中国语言学优秀遗产的宝库，而且将有力推动21世纪中国汉语史研究与教学的传承和发展。

一、 《汉语史讲义》的基本特色： 现代性。《汉语史讲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示出很强的现代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断代的共时性

复旦版《汉语史讲义》在整体框架上较《汉语史稿》的写法更注重断代的共时性。如果说王力的《汉语史稿》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轨迹，那么张世禄的《汉语史讲义》在理论上淡化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子主义，更倾向于从断代共时层面，即从语言作为一个关系系统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

我们看王力的《汉语史稿》，基本上是语言要素的追源溯流。在语音部分，简要介绍了中古和上古的语音系统后，就分别论述一个一个声母和韵母从上古到中古，然后又是中古到现代的历史演变。张世禄的《汉语史讲义》，从一开始就把断代的汉语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深入的分析。在上古汉语语音部分，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一个个要素的演变史，而是整个要素关系网络，即分章论述上古音的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声调问题。

在词汇部分，《汉语史稿》的写法依然是线性的类别史，分节论述基本词汇、借词、同类词、同源词、成语典故的历史连续性，甚至包括“古今词义的异同”“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这样细节的量变。而《汉语史讲义》“词汇篇”由“上古汉语词汇”“中古汉语词汇”“近代汉语词汇”三部断代史组成。在“上古汉语词汇”中，论述“词汇的时代特征”“基本词汇”“词义变化和词的结构”“熟语、方言词、外来词、同行语”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词汇的时代特征”部分，由“先秦时期词汇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词汇的时代特征”两部分组成。显然，《汉语史讲义》秉持现代语言学对语言的共时系统认识，在语言史论述中遵循严格的断代整体性。

从系统的认识出发，《汉语史讲义》涉及的语言知识领域更宽厚。例如在“中古声母的发展”这一章，内容涉及《切韵》的声类、《切韵》声类的音值、《切韵》声母的渊源、《切韵》系统声母前后期的变化。在“中古韵母的发展”这一章，内容涉及《切韵》系统韵书分部发展概述、《切韵》系统韵类及其音值、中古韵母的渊源。在“《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这一章，内容涉及《中原音韵》的编排体例、《中原音韵》的声母、全浊声母的清化、卷舌音的萌芽、零声母的扩大、新产生的浊音，并讨论了从中古《切韵》音系到《中原音韵》声母演变的大势。这样的体例，始终帮助读者在一个整体性的要素网络中观察和把握语言现象。

断代的社会性

语言史是社会史的一部分，张世禄的《汉语史讲义》在论述汉语历史发展的时候，注意把断代的汉语发展和当时代的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和汉语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和汉语研究的学术史联系起来，和汉语方言联系起来。例如在论述上古汉语语音的时候，首先介绍上古社会和语言的概况、古音学研究的概况；在论述中古汉语语音的时候，分别讨论中古汉语语音发展的社会背景，中古方音和文学语音的语音系统，和音韵研究的兴起。在论述近代汉语语音的时候，不仅介绍近代汉语语音发展的社会背景和近代韵书，而且专节论述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古音痕迹和口语中的文白异读。这样一部汉语史，把汉语的发展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作立体的呈现，同时也将听课学生各方面的知识系联起来，对汉语的发展有更深入的理解。由此看王力的《汉语史稿》，在语言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上，持“语言的历史分期不能机械地依照社会发展的分期”，（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页。）而“应该由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来决定”（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页。）的观点，较少关注语言发展的社会原因。两本汉语史教材的这一点不同，在各自的目录上一目了然。

断代的社会性，在《汉语史讲义》“词汇篇”更鲜明地体现出来。在上古汉语词汇部分，将社会发展的渔猎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和词汇的发展融为一体，从手工业、商业、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论述词汇发展的动因和特色，完整展示上古汉语词汇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整体面貌。在中古汉语、近代汉语部分也是如此。近代汉语词汇部分分列元明清和鸦片战争后各时代的词汇特征，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制度和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力发展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更能看到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对汉语词汇发展的推动，诸如太平天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屈辱、中国人民反抗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清朝官僚的反抗等，都深刻影响了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表现出各阶段汉语词汇的整体性历史形态和特征。在论述北方话词汇发展的时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历史词汇学图卷。作者深入分析北方话词汇发展的政治原因和语言文学原因，让我们看到近代汉语词汇独具特色的北方话词汇是如何在唐宋以来口语、元曲、明清白话文学、各地方言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

《汉语史讲义》努力探究汉语史发展的深刻的社会性，显示出作者对语言的本质特征的深刻理解，具有很强的现代语言学意识。

断代的系统性

张世禄《汉语史讲义》十分重视汉语史的分期，并且在分期的标准上持与王力《汉语史稿》不同的观点。为什么要分期？王力的《汉语史稿》认为分期的目的是使历史发展的线索更加分明，使历史上每一个大关键期更加突出，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历史的面貌。张世禄《汉语史讲义》在讨论“汉语史分期问题的意义”时指出：“只有正确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事物在发展诸阶段上质的规定性（特点）以后，才能真正认识到事物历史发展的全貌，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从而正确地掌握并驾驭这一事物。”（《绪论》第四节，下同）显然，张世禄把汉语发展的阶段性视为汉语本质而非仅仅历史面貌的表现，由此汉语史分期的标准就应该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张世禄将此解释为“体系的变化”“体系的更递”。

体系更递这样的“质变”，如何来衡量？

王力《汉语史稿》持单一要素的标准，主张“以语法作为主要的根据”，因为“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而语法结构比基本词汇变化得更慢”。（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第34页。）至于语音系统，它和语法系统有密切的关系，也可以作为分期的标准。

张世禄《汉语史讲义》持系统平衡的标准，认为“不能以一种要素的质变来概括语言体系的质变，也不能孤立地看待语法的质变”，“语言体系的变化，就是打破了原来体系的平衡以及三要素之间的平衡，而达到了新的平衡，形成了语言新的体系”。因此，语言史的分期，“要从基本词汇、语法结构和语音系统三者统一的变化着眼”。那么怎样看出达到了系统新的平衡，亦即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呢？张世禄断定“不是语法，而是语音实在为质变的重要标志”。张世禄认为汉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的变化受汉字书面形式的束缚，而由于汉字不表示的音值，汉语语音的发展不受书面形式的束缚，为整齐和明显，能反映汉语的变化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史讲义》的分期标准与《汉语史稿》的不同，是系统质变（新的平衡）和单一要素质变的不同，也是语音为主和语法为主的不同。我们看《汉语史讲义》对汉语史各个发展阶段的分期，综合了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的特点，同时还指出了汉语史分期各阶段社会发展的特征。后者显然和作者关于语言史是社会史的一部分的观点是一致的。

不同的分期标准必然产生不同的汉语史分期。王力《汉语史稿》分四期，张世禄《汉语史讲义》分三期。其中对上古期和中古期两家看法一致。其后，《汉语史稿》分近代期（13世纪到19世纪鸦片战争）和现代期（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中间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过渡期。《汉语史讲义》将13世纪到作者生活的20世纪50年代统一划为近代期。这一时期初辽金元入侵，北方共同语区域长期战乱，大量人口南迁，语言发生又一次混合。此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长期稳定，近代汉语在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话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逐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其明显的标志就是由《切韵》音系变为《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系，以至现代的北京音系；同时也表现在语法形式的各种精确化和词汇发展中大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词汇、北方话口语词汇和借词。《汉语史稿》以单一语法标准划分汉语史现代期的依据是“适当地吸收西洋语法”和“大量地增加复音词”。

二、 《汉语史讲义》的体例特色： 多维度思想的现代性贯穿于《汉语史讲义》的整个论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材的编写体例实现了一系列多维度的创新。

语言史和语言学史相结合

张世禄先生是我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先驱，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出版了系统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包括《中国古音学》《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训诂学概要》等，其中著名的是《中国音韵学史》。张先生的汉语史课程，很自然地将学术史和语言史结合起来。这是《汉语史讲义》非常重要的体例创新。

在上古汉语语音部分，作者没有直接论述上古的声韵系统，而是先介绍古音学研究的兴起及其社会背景，然后对从两汉开始的古音探索进行细致的梳理，清晰地展示了汉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上古音认识的不断深入。由于作者是音韵学史的专家，在梳理和论述中往往高屋建瓴，入木三分。

例如作者认为古音学的兴起与当时具有民主主义要求的哲学思想分不开。古音学使用具有进化论观点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其成就与这一时期欧洲的科学思想和中国科学发展有密切联系。明代由于学术界先进思想的影响给古籍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局面，陈第是个运用历史主义观点系统研究古音的专家。

又如作者指出顾炎武把《诗经》《易经》的用韵与汉字的谐声系统结合起来，提出离析《切韵》系统以求古音的方法，即根据方块汉字的谐声系统把《广韵》的某些韵部的字分开来，直到现代学者也没有超出这一方法的基本范围。顾炎武冲破了《切韵》以来入声系统的束缚，提出上古入声只配阴声的原则，尽管其中有许多不正确之处，但这种大胆的革新精神有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再如作者指出声母和韵母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韵母中的许多变化须要声母的变化去说明。如果把声母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要全面找出韵母的演变规律是不可能的，因此钱大昕开辟的上古声母系统研究有重大的意义。

语言史和学术史的结合，不仅让读者了解语言的演变，而且让读者看到对语言演变的认识是如何由一代代学者艰苦探索，推陈出新，接力完成的。这样的汉语史，让人耳目一新。

语言史和研究方法相结合

语言史的撰写，不仅和语言学史相结合，而且和研究方法相结合，《汉语史讲义》在体例上的别开生面令人印象深刻。作者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不仅教给读者知识，而且向读者展示这些知识的来龙去脉，更进一步把着手教你如何亲自实践去尝尝梨子的滋味，去探知这些知识。如果不是一位在传统汉语言文字学各领域游刃有余的学术大家，是很难如此全方位深入浅出地为年轻学子讲述汉语史的。例如在“上古汉语语音”部分，作者用非常清晰的语言讲述了两千多年汉语发展中历代文人对上古音认识逐渐深入的过程，接着就如数家珍般告诉读者今人探究古音所依据的材料： 上古书面语的韵文、谐声字、字书、中古韵书、古文献中的异读、重文、双声叠韵、现代方言、外语中的汉语借词，并仔细解释为什么这些材料能够为古音学研究提供依据。作者告诉我们，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等外语中保留了中古或上古汉语借词的某些读音，这给历史比较法提供了可贵的材料。这些借词在该民族语言中用音标固定下来了，而且汉语是作为整个音系影响它们的语音系统，不是个别字的读音，所以上古语音得不到解释的现象，可以从外语中的汉语借词中获得解答的线索。现代对东方各国语言的研究必将为汉语古音学提供更多可靠的材料。作者还特别指出，运用现代语音学知识和历史比较法，古音研究就有了现代科学的基础。

语言史和方言研究相结合

《汉语史讲义》具有现代语言学的视野。作者视域中的汉语，不仅仅是汉语书面语，而且是汉语口语和方言。作者认为，汉语在春秋时代形成了统治阶层比较共同的官方语言——夏言，即后来的雅言。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代各领主所属范围内的不同语言就是相对于雅言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上古汉语史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汉语史讲义》在“上古词汇史”部分设专节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方言词汇，尤其是《楚辞》和《诗经》中运用的方言词。读者会想，怎么知道这些是方言词呢？作者不厌其详列出了汉代扬雄《方言》一书中对这些方言词的记载。同样，在论述汉代方言词汇的一节中，作者不仅以扬雄《方言》的例子说明汉代方言的复杂多样，而且从《史记》《汉书》和汉乐府中方言词的运用说明方言是丰富汉语共同语的源泉。

《汉语史讲义》十分重视方言研究对汉语史认识的重要作用。在语音史中就指出，汉语南方各种方言中都保留了古音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活在方言日常口语中，可以使今天的人像听到古音一样，确认汉语语音发展的进程，同时据此构建接近古代实际语音的音系和音值。作者认为，随着全国方言基点调查工作的完成，上古音的研究将获得非常丰富的材料，方言学和古音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语言史和口语研究相结合

由于表意汉字的特殊性，汉语在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书面语和口语的相互关联。《汉语史讲义》认为，汉语在六朝形成以口语为基础的新的书面语形式，至宋朝日渐成熟，并成为现代“白话”的来源。作者详细分析了在口语影响下汉语史新书面语演进的过程，认为魏晋六朝的时候文言文作品有接近口语的倾向，经过文人整理的民歌保留了很多口语词汇；唐朝的敦煌变文和民间说唱变文使用了大量口语词，《晋书》和唐诗中也有许多通俗的口语词汇。逐渐脱离文言文的口语化的书面语言到宋朝的“话本”基本定型。“话本”在民间口语（说书）基础上整理成文，其中有大量源自口语的虚词、词头词尾、人称代词甚至基本词。作者还特别注意到口语词汇发展中带入书面语的方言词，不仅详细列举了“三言两拍”中的方言词用例，而且从晋朝郭璞对扬雄《方言》的注解中大量用双音词注单音词的例子，指出郭璞用的双音词都是联绵词，如果这些词当时不存在于方言之中，郭璞是无法了解汉朝扬雄时代的方言情况的；并进一步推论这些联绵词在扬雄时代就已经存在于方言中，只是扬雄受限于汉字，只用单字记录。作者还从郭璞注中揭示了许多口语词通行的方言区域。这些精彩的论述让读者非常直观地了解到以汉字文本为主体的汉语历史发展中口语对书面语的积极参与和重要影响。唐宋以后的白话文潮流中口语词汇的大批涌现极大丰富了北方话词汇，这些内容在《汉语史讲义》中更成为论述的重点。

除了体例创新之外，《汉语史讲义》在全书的论述中还有许多新颖的思想。这些思想有的是张世禄先生长期学术思考的沉淀，例如肯定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只是由于它消失得早，而方块汉字又没有能力保存，所以无法全面认识。在后来直至20世纪七十年代末，张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形成了系统的汉语语音发展规律学说，提出汉语语音史的八大趋势，其中条就是“起首辅音的失落和复辅音声母的单化”。又如提出汉语“贷词”的概念，即汉语词汇被其他语言吸收为借词，《汉语史讲义》专门研究了中古时期的汉语贷词，并在近代外来词的研究中专门论述了蒙古语中汉语贷词的回流。《汉语史讲义》中还不乏张世禄先生重要学术发现的萌芽，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又有系统的论述。例如“同义并行复合词”，《汉语史讲义》在论述上古词的结构时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并举了详细的例证。其后在20世纪80年代，张世禄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同义并行复合词与训诂学上同义为训的体例密切相关，两者相互促进，由训诂产生大量的同义并行复合词，丰富了汉语的同义词，反过来又使训诂体例越来越发达和完密。

三、 《汉语史讲义》的校订整理《汉语史讲义》的校订整理工作极其繁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编辑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讲义印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整个《语音篇》的讲义都是人工刻蜡纸后油印的，其中有大量印刷不清和人工疏误之处。而其他各篇虽是打字油印，依然存在难以辨识的情形。讲义的油印稿封面有张世禄先生亲笔写的题注“初稿”，说明作者对许多问题的思考还在进行中，许多内容还没有细致梳理，甚至有些内容还阙如。为了对读者负责，也为了更真实和系统地还原《汉语史讲义》的全貌，我们将本书的校订整理工作说明如下：

（一） 原著语言的整理

尊重原著的语言风格

《汉语史讲义》的初稿使用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语言，带有很重的时代痕迹和作者个人的风格。其中有许多在今天汉语的规范使用中是需要订正的。我们在校订中与出版社编辑团队反复斟酌，确定这样一个原则： 整体上尊重原著的语言风格。其中包括：

文言文风格。所谓文言文风格，就是字思维的风格。许多在今天汉语中已经“词化”的概念，在文言文的字思维中有分析性的理解，《汉语史讲义》中这类字思维的表达我们予以充分的保留。例如“频烦”不改为“频繁”，“种殖”不改为“种植”，“色采”不改为“色彩”，“仓猝”不改为“仓促”，“骗诈”不改为“诈骗”，“遂渐”不改为“逐渐”，“统制”不改为“统治”，“发见”不改为“发现”等。

作者个人风格。有些表达虽然不是今天汉语表达的习惯，但作为个人习惯，无伤大雅，我们也保留。例如“甚么”不改为“什么”，“笔划”不改为“笔画”，“特出”不改为“突出”等。

在整体尊重原著风格的基础上，我们也订正了对今天读者理解会有影响的用字。例如“那一方面”改为“哪一方面”，“一百六韵”改为“一百零六韵”，“渡过”改为“度过”，“没煞”改为“抹煞”等。

尊重原著内容

由于原著写作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些材料不够准确，我们不作订正，保留原著的面貌。例如谈近古基本词的变化，作者举了《水浒传》中“目”转换成“眼睛”，“耳”转换成“耳朵”，“舌”转换成“舌头”的例子，其实“眼睛”在晋代已经出现，“耳朵”在战国中期帛书《黄帝四经》中已有，“舌头”在东汉《释名》中已有。利用现在的语料库，半个多世纪前的汉语史教材中的语料往往有修正的可能，这项系统的工作只能留待将来了。

由于是初稿，作者在个别章节下的小标题后，未加阐述，注明“（待补）”。对于这些内容阙如的地方，我们也予以保留。

又如，在“近代汉语词汇”部分，作者论述反映太平天国运动的词汇的一节，对所举的例子都详细解释；而在论述反映鸦片战争后重大事件的词汇的一节，只举词汇例子，未作解释。这显然是未完成的内容，我们也保留原貌。

原著中有些内容可以商榷。例如在词汇部分谈词的构成，说到“重叠词”，例子中有“瞧瞧”“歇歇”“玩玩”“管管”，这些属于动词的语法重叠，而非词汇的构成。由于内容涉及学术观点，我们仍予以保留。同样，作者分析近古复合词时，把复合词的结构分为两类： 联合式和偏正式。偏正式中包括主谓结构，这和一般的语法认识不同，我们也予以保留。

本书的语音篇存在大量的繁体字、异体字，手工刻钢板油印的文字有不少已经无法分辨。对于实在无法分辨的文字，我们用行文中的黑方块标识该字的阙如。

删改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语言

受时代的影响，原著中有不少反映当时意识形态的语言。其中无伤大雅的表述我们都予以保留，过于的语言则删除。诸如：“帝国主义文人高本汉”“天才著作”“卓绝典范”“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资产阶级学者的无耻谰言”等，都做了删改。有些过于的观点，我们也做了删除。例如：“阶级同行语只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股逆流，注定要死亡的。”又如：“避讳词必然要随着创造者的地位在社会上死亡而随着也死亡，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统一语体

原著中偶有语体冲突的文字。例如书面语体中突然出现口语化文字。如：“你看当时的舟车制造吧，造这种东西每个时代都有，不过这时期里造的异常庞大”，我们修改为“舟车制造每个时代都有，不过这时期造的异常庞大”。

（二） 原著标题的整理

《汉语史讲义》由于是作者的初稿，一些标题的设置和标题语言的格式存在不统一的问题，而且我们将不同时期几种教材合并梳理，也需要在标题语言上相对一致，为此，我们做了以下整理工作：

统一各级标题的语言结构。例如原标题是“关于事物通常的行动和变化”，改为“田猎行为的名称”，以与同层次的其他标题语言一致。又如原标题是“梵语的吸收”，改为“对梵语的吸收”，以与其他标题“对东夷语的吸收”等相一致。另外，在《汉语史讲义》标题中，上一级标题中有了历史时期，下一级的标题就统一不再出现相同的历史时期词语。

标题语言的非句化。原著中有些小标题过长，使用了句子甚至复句的形式，我们作了简化。例如原标题是“造成词义分化，词义由单义发展成为多义”，修改为“词的单义分化为多义”。原标题是“使某些词旧义消失，获得新义”，修改为“词的新义替换了旧义”。原标题是“其他国家的词，通过蒙古语的媒介而进入汉语词汇的外来词”，修改为“突厥、波斯语来源的音译词”。原著中有些小标题是述谓性的，我们改为名词性。例如“一些外来词被吸收为基本词”，修改为“近古基本词吸收的外来词”。

增加小标题。一种情况是根据内容增加小标题。例如“近古时期的新谚语”一节，有三个小标题，分别是“有关生产的谚语”“有关阶级斗争的谚语”“有关人情世故的谚语”。其后的内容谈谚语的发展变化，我们增加一个小标题“谚语的发展变化”。又如中古时期“词汇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一节，下设“魏晋南北朝封建集权制度词汇”“魏晋南北朝学术宗教词汇”“唐宋典章制度的词汇”三个标题，根据内容我们增加一个标题“唐宋学术宗教词汇”。另一种情况是原著标题序号后面是一个长段落，实际上没有标题，为此增设标题。例如“近代汉语的构词法”一节中“合成词增多”“词素构词能力增强”“重叠词大量出现”“同素异序同义词出现”“接合词的主要后缀‘儿’”这几个标题都是这样增设的。

调整小标题。例如“北方话词汇发展的条件”一节，下设“北方话词汇发展的社会因素”“元曲里运用方言词语举例”“明清以来白话文学的传播与北方话词汇发展的关系”三个标题。为使逻辑更清晰，我们改为这一节下设两个标题“社会因素”“白话文学因素”，在后一个标题下，增设“元曲中的北方话词语”“话本小说中的北方话词语”两个小标题。

简化标题语言。例如“由汉语到蒙古语再由蒙古语回到汉语成为外来词”修改为“蒙古语中汉语贷词的回流”。

（三） 原著用字的整理

订正原著刻写、打字中的错别字和漏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编辑团队在文字订正上反复审校，下了极大的功夫。

原著用字前后不一致的，统一用字。例如“重迭”和“重叠”，统一用“重叠”。

原著在刻蜡纸的时候为简便用了不规范的民间俗字，改为规范字。例如“咀”改为“嘴”，“付词”改为“副词”，“邦会”改为“帮会”，“正数”改为“整数”，“介释”改为“解释”，“四千另五”应为“四千零五”。

订正原著误写的简化字。例如“肖鼓”改为“萧鼓”。

（四） 原著内容的整理

原著由于是作者的初稿，且刻写和打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误差，在语言上存在一些粗疏之处，我们在整理中按作者的思维逻辑作一定的调整和润色，包括标点符号。例如：“（阶级同行语）这些特殊词汇是在极小一部分人中使用。王帝和高级官吏，连下层官吏也不可能知道，一般人民更不用讲了。”从逻辑上看，个句号须改为逗号，后加“即”。

原著中个别有误的表述，我们做一些订正。例如原文“雠，《说文》云： 对答也”，其中“对答也”误，订正为“犹应也”。原著有的例证十分费解，我们换新的例证。

原著中阙如的内容，局部做了补充。例如上古汉语的词结构，原文在动补式中举了词例“教化”，没有举出处，我们做了补充。又如在论述中古基本词汇的继承时，作者举的例证后写“（第8页）”，这显然是出处的页码，我们订正为“（《警世通言》第十二卷）”。这样的订正比较多。

原著例证后附的出处中过于繁冗的文字，我们予以删减，以求例证出处格式统一。

原著中无法看清楚的字，我们做了订补。例如“‘（）妻’就是结婚”，订补为“‘归妻’就是结婚”。

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我们对《汉语史讲义》的整理工作还无法做到巨细不遗。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是张世禄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汉语史教学与研究重要创获的一个基本面貌。我国的语言文字历史悠久，我国的语言史研究和教学在建国以后就立刻在北方和南方的高校扎扎实实开展起来。以北京大学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和复旦大学张世禄先生的《汉语史讲义》为代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汉语史研究根基深厚，源远流长。中国有非常优秀和伟大的语言学家，他们的汉语研究比欧美著名语言学家的研究更客观，更实在，更注重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正是看到了《汉语史讲义》对于我国语言和文化研究的标志性的意义，才倾注极大的心血编校文字，勘误补缺。作为张世禄先生的弟子，我们对上海东方出版中心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相信，《汉语史讲义》的出版将有力推动我国语言史的研究与教学。我们期待汉语史研究新人辈出，成果丰硕，前景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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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禄先生汉语史课程讲义首次整理出版。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王力开设汉语史课程，几乎同时，复旦大学张世禄教授也开讲“汉语史”课。与王力先生汉语史课程教材一锤定音并多次再版不同，张世禄先生汉语史课程的教材一直处在油印稿的未定稿状态。半个世纪之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和东方出版中心的共同努力下，将油印本讲义整理出版。

本书主要特点有：

系统翔实的语音材料。

通常音韵学和汉语史的书籍，着重于论述中古汉语语音，对上古的汉语语音及近代的汉语语音，论述较为简略。在《汉语史讲义》中，各个时期都列举了丰富翔实的语音材料，并对每个时期语音状况作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由于作者是音韵学专家，在梳理和论述中往往高屋建瓴，入木三分。

古韵分部的独特见解。

对于上古韵部分部的问题，每一位研究者都有自己的见解。顾炎武将古韵分作10部，段玉裁分作17部，章太炎分作23部，黄侃分作28部，王力分作30部，罗常培、周祖谟分作31部，等等。张世禄在古韵分部上与夏炘一致，分作22部，而在具体的问题上又有不同的看法。

词汇部分的断代研究。

《汉语史讲义》秉持现代语言学对语言的共时系统认识，在语言史论述中遵循严格的断代整体性。王力《汉语史稿》的写法是线性的类别史，分节论述基本词汇、借词、同类词等的历史连续性。而《汉语史讲义》“词汇篇”由“上古汉语词汇”“中古汉语词汇”“近代汉语词汇”三部断代史组成。

书籍介绍

张世禄先生汉语史课程讲义首次整理出版。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王力开设汉语史课程，几乎同时，复旦大学张世禄教授也开讲“汉语史”课。与王力先生汉语史课程教材一锤定音并多次再版不同，张世禄先生汉语史课程的教材一直处在油印稿的未定稿状态。半个世纪之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和东方出版中心的共同努力下，将油印本讲义整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