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更另—鸭屎泥田走出的院士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刘更另(1929～2010)，男，1929年1月出生，湖南省桃源县人。中共党员，研究员，著名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专家。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55～1959年留学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获苏联农学副博士学位（后转为博士）。同年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农业土壤室，曾任农业土壤肥料室副主任、主任、祁阳红壤实验站站长。1980～1984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3～1990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94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了怀念这位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我们编著这本科学家传记图书，以便让广大农业科研和农业系统的中青年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位已故中国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专家传奇的科学人生。

部分 刻苦求学

三辍学 不畏难 磨砺终成才 / 2

干革命 意志坚 信仰永不变 / 12

莫斯科 再深造 苦学报国恩 / 19

第二部分 科学研究

“洋博士” 做调研 砂田找妙玄 / 24

蹲基点 驻五常 年评“月月红” / 26

鸭屎泥 低产田 联合破难关 / 30

冷浸田 浇开水 增温早抽穗 / 45

深泥田 产量低 垄栽显威力 / 47

要插秧 留“鸡汤” 肥水不外淌 / 52

双季稻 谷要壮 钾肥来帮忙 / 55

紫色田 易僵苗 施锌治得好 / 61

砷毒田 要干旱 灌水反减产 / 67

坑连沟 沟连坑 蓄水又防洪 / 78

种牧草 做饲料 牛羊肥又壮 / 85

建基地 做科研 长期不间断 / 93

有机肥 显神威 改土又培肥 / 100

大新疆 好地方 棉优产又高 / 106

建三站 做科研 一干五十年 / 110

第三部分 传承发展

做科研 不能闲 记录每一天 / 120

师与生 要平等 互学又互敬 / 124

招博士 要严格 培养很独特 / 132

科学家 留芳名 精神永传承 / 138

  刘淑军，女，1983年6月出生，湖南邵阳人。2007年7月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土壤学专业，获农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工作，现任助理研究员。长期从事低产水稻土改良和水稻绿色增产增效技术推广示范工作。共主持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项；作为科研骨干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和国家重点研发专项等4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共发表文章16篇；参编专著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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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刻苦求学

　　刘更另的求学经历了3个时段。

　　·1936年初至1947年8月，完成小学至高中学业，期间饱受战争的恐吓，遭受父亡母病的痛苦，被迫3次辍学。

　　·1948年8月至1952年8月，完成大学学业，从一个普通青年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决心科学报国。

　　·1955年9月至1959年7月，留学苏联，获副博士（后转为博士）学位，毅然回国，报效祖国。

　　三辍学 不畏难 磨砺终成才

　　旧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处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渊，中国人民处在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在湖南桃源，刘更另的家乡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1929年2月，刘更另出生在桃源县茶庵铺乡竹老铺村的一个小山冲里。这个村隐藏在古老幽深的湘西大山深处，远处的高山蜿蜒起伏，连绵不断，一峰欲断而一峰又起，丛山围绕，郁郁葱葱，古木参天，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山寨。遥望远处，仅有一条弯曲的小路往外延伸，就连到近的茶庵铺赶集也要走十来里（1里=0.5千米。下同）山路。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靠着祖上几代人辛勤耕耘，到刘更另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了六七亩（一亩≈667平方米。下同）耕地，加上林地，算上来也有20来亩，还有3间木质结构的瓦房，加上猪牛栏和杂屋共10多间，构成一个单户人家的小院。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家。

　　刘更另从小就喜爱读书。3岁就跟随母亲读《三字经》。他天资聪颖，又为独苗，成为祖父母和父母的掌上明珠。他说自己的名字是一个老先生取的，叫刘赓麟，依据“麒麟起有神人出”之传说，意思就是“麒麟多富贵”。

　　刘更另的祖父刘荣五、祖母全玉梅都是文盲，母亲龙凤芝仅读过3年私塾，父亲刘爱谦相当于中专文化。因此，父母亲在当地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到了刘更另这一代，送子读书，望子成龙成为一家人的希望。1936年年初，刘爱谦将自己7岁的独生子刘赓麟（即刘更另）送到茶庵铺读私塾。这个私塾，只供刘家宗族子弟读书，总共不到10人，塾师何有志，上午教《三字经》识字，下午教写字。何先生教书很认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整天陪同学生一起识字、写字，一丝不苟。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抗战开始，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位于桃源县西南部、常德市的边贸重镇之一的茶庵铺，也受到局势动荡的影响。由于时局非常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且茶庵铺私塾离刘家竹老铺庄有10多里山路，来回很不安全。加之学生人数越来越少，而何先生年满70，体弱多病，为了躲避战乱，的一所私塾也停办了。

　　1937年12月，8岁的刘赓麟次辍学回家，只好在母亲管教下，补习国文。母亲还教他选读四书五经，这些均为儒家经典。因此，刘赓麟开始接触儒家文化思想，记住了许多格言警句。还好，除了跟母亲读四书五经外，他还跟本族70高龄的老先生陈凡英学国语和古文，练习书法。

　　1938年春，为了让刘氏子弟继续读书识字，刘氏族人长老商议，将老祠堂改为天禄学堂。刘赓麟已经9岁，在家休学一年多后，再次获得重新入读天禄学堂的机会。学堂开办初期，学生人数不多，只设小学部。后因学生猛增，刘家老祠堂容纳不下，为了满足刘家子弟渴望读书的要求，天禄小学从刘家老祠堂迁到刘家新祠堂，并扩设高小班。读书不满一年，刘更麟就以优异成绩在天禄初级小学毕业，又以各科优秀成绩考入天禄高小部就读。

　　在天禄学堂高级小学部读书期间，刘赓麟学习进步很快，各科成绩优秀，获得全校学习优秀奖，受到校长的器重。他爱动脑子想问题，善于思考，课堂大胆回答问题，语言清晰，逻辑推理性强，给老师和同学留下深刻印象。学校每年举行演讲比赛，他都积极报名参加，并且总是取得名次。1940年下半年，由学校挑选，派他出席在桃源县城的全县学生演讲比赛。由于他语言幽默，口齿伶俐，声音洪亮，演讲比赛获得优胜奖，为学校争了光，老师、同学都对他刮目相看。

　　天禄学堂对学生功课抓得很紧，很多基础差的学生考不及格，就得留级。学校很重视古文和作文写作，特别对之乎者也类古文学习很重视，作文课如果谁作白话文谁就无形中受到轻视。而刘赓麟的作文很好，深得国文老师夸赞，数学、音乐、体育成绩也不错，又是刻苦学习、守纪律的好学生，在先生们的印象中，他成了天禄学堂的佼佼者。

　　天禄学堂越办越好，远近闻名，受到地方政府的特别关注，也引起湖南省教育厅的高度重视。1941年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备案，晋升该校为湖南省私立天禄初级中学。1942年7月，13岁的刘赓麟又以各科优秀成绩，考入这所私立天禄初级中学。

　　初中学习期间，虽然年纪小，但他开始懂得爱国、恨日本帝国主义、恨汉奸、决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学校平常看不出有党派活动，可是每年三青团都要在学校里开一两次会，吸收一些三青团员。刘赓麟与同学不知道三青团为何物，将它看作奇事。国民党到处宣传“一党治国，国家只有一个党”。因此，当年天禄中学的学生并不知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他没有参加任何反动党团和会道门，但是在初中毕业的那一学期与三青团发生了一点偶然的关系。“将近毕业时，有人来学校发展三青团，班上年纪大的同学都参加了，没有参加的都你邀我，我邀你准备参加。”他们几个小同学都有人邀，记得自己也答应参加，当时他把这件事告诉国文老师陈宗南，老师不赞成，“这么小的年纪，参加什么团！”他又向训导主任方攻石老师请求参不参加，方老师也不同意他参加。因此，他没有填表，没有宣誓，也没有参加。

　　1943年11月至12月，侵华日军为牵制国民革命军对云南的进攻，并掠夺战略物资，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对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结合部发动了一场战役，这就是极为残酷的“常德会战”。常德会战打响后，消息传到桃源，到处一片恐慌。天禄中学离常德仅40多里，常德前线抗战不利的消息接踵而至，天禄学校内外整天处于恐惧之中，白天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传来敌机的狂轰滥炸声。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学校临时决定：白天停课，晚上补课。发现敌机，立即报警，组织学生进入临时防空洞，躲避敌机轰炸。这样一来，在抗战期间，天禄学堂校舍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全体师生在校长的带领下，高度警惕日军轰炸。校方非常关心学生的安危，并强化军事训练，严密组织纪律，狠抓教学质量，坚守天禄学堂办学理念：“民不可无学识，国家孱弱，民族振兴希望在你们（学生）身上，快点长大，报效国家。”就这样，教师教学和学生听课都在躲避战争的恐惧中紧张进行着，使得学生得以继续读书，学业没有中断。

　　1943年7月，14岁的刘赓麟从天禄中学毕业，又以各科优秀成绩考入国立八中。没想到，却在1946年7月高中三年级时，因父亲病逝而第二次辍学。

　　国立八中是1938年在湘西成立的一所流亡中学，校本部设在乾城所里，也就是现在的吉首市，下设11个分部，分别在花垣、洪江、麻阳、乾城、永绥、保靖及原四川的秀山等地。

　　国立八中在花垣办学时间长达8年，开创了花垣现代教育的先河，这不仅对当时的花垣，就是对花垣的现阶段和未来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当年，从国立八中走出的学子就有1200多人，而且大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其中，有23人成为了共和国在国际国内颇有影响的政治家、专家和学者。原总理就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代表。

　　从桃源茶庵铺到永绥国立八中相距290多千米，几乎全是山路。这是刘赓麟次出远门，父亲送他到桃源县界后，他独自一人挑着行李，步行六七天，才到达永绥国立八中。学校路途遥远，崇山峻岭，跋山涉水，山外有山，他次体会到一路饥寒交迫，风餐露宿，艰辛异常的滋味。

　　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又称高二部，初设在乾城所里附近的河溪镇，即现在的吉首市河溪镇。因校舍分散在山上，师生上课爬坡难，且供养不足，不久即迁往永绥县城。此前永绥县城在小北门外已经设有初二部，高二部就利用西门外的文庙做校舍。国立八中教师大部分来自安徽，他们中有很多是安徽的著名教师，部分来自大学，后来很多也进入大学成为著名学者。如公共课老师谭佛心，曾是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战友，当时70多岁；国文老师张汝舟，在有当地官员参加的祭孔典礼上讲话，大骂官僚腐败，搞得对方不快；被学生提及较多的，如“不带三角板和圆规，随手一画，圈圆线直”的数学老师沈沅湘；用英文和到访的美国大兵流利对话的英语老师王道平等。

　　屋漏又遭连夜雨。刘赓麟在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艰难求学期间，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家庭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1944年11月初，父亲突然病倒了，很严重的水肿病！这位慈祥的父亲一边为刘赓麟求得生活费用继续上学，一边借钱为自己治病，希望自己的病能早日康复，以便能继续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苦难家庭——上有老人，下有妻儿。他苦苦地挣扎，竭力维持家庭的生活。但这场战争太残酷，给这个社会带来无尽的灾难——物价飞涨，钱不值钱，民不聊生。他求助无方，苦于无钱医治，只能在家等死！

　　1946年，刘赓麟读高中二年级。5月1日回家，一见父亲卧病在床，他心酸流泪了。“父亲一见我回家，非常高兴，看来精神还好，后来一天一天不行了”。他整整伺候父亲两个月。病危的时候几天日夜不能入眠，父亲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就躺在竹椅子上，一直到死前10分钟，父亲就歪着头望着他，对他讲些什么他也听不清楚了。刘赓麟哭着说：“爸爸！我的书是要读的！”突然，父亲叹了一口气，就这样停止了呼吸。母亲说：“你看，你父亲就是等你这句话！”当年父亲年仅37岁，他才17岁。

　　父亲的去世给这个本来就负债累累的家庭带来更大的困难。受生活所迫，1946年7月，刘赓麟第二次离开学校，辍学回家。这已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国立八中迁回安徽。

　　刘赓麟没有兄弟姊妹，回到家里独自一人挑起了家里重担，但是，他对于农事什么也不懂，接触的人也就是本乡的几个初高中同学。同学亲如兄弟，他们经常来看望刘赓麟，并帮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还与他一起商量继续求学的事情，而父亲过去的一帮朋友，见刘家落难，人走茶凉，再也不来往了。这一年母亲也病倒了，经常吐血，一病就是十天半月，卧床不起。她整天在眼泪和痛苦之中煎熬，发愁丈夫走后留下的一大堆债务，发愁儿子求学的学费，发愁社会黑暗、物价飞涨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的灾难。刘赓麟的祖父母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只能靠种田养猪过活，勉强撑起这个家，生活极为困苦。

　　“父亲逝世那年我仅17岁，正值高中二年级。受生活压力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双重压力，被迫休学在家，自己当家理事。因为初回家管家事，一切都不熟，接触的人就是几个同学，原先自己的交际关系在校中都不广，何况在家乡，从此我父亲的一些朋友也与我家无往来。父亲死后，自己当家，因为田土界限的事情，曾与人发生些争斗，认为自己家里很没有面子。人家都想欺负我，自己受到委屈，亲身体会到社会的黑暗。”这一切刘赓麟一生记忆犹新。

　　1946年年底，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经母亲想方设法和多方筹措学费，在国文老师陈宗南推荐下，刘赓麟转入湖南醴陵省立第十四中学，即现在醴陵一中，继续读书，直到毕业。

　　在湖南醴陵省立第十四中学期间，刘赓麟成绩优异。他兴趣广泛，在课堂上、操场上、舞台上、棋坛上都非常活跃，而且他特别喜欢古文和化学、植物学。他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但是言谈起来，又显得幽默、诙谐，滔滔不绝。在课堂上他是一个勇敢者，敢于提问，敢于发言和辩论。古文教员陈宗南老先生称赞他“好问则裕”。湖南有名的教育家、英文教员沈克家先生称赞他“多思善辩”。有一个年轻的化学老师对他则很恼火，有一次在课堂上被他问住了，支支吾吾下不了台，这个老师到校长那里告状，说刘赓麟不礼貌，硬要他致歉。但实在没有什么道理，遂不了了之。1947年8月，刘赓麟在湖南省立第十四中学高中部毕业。

　　1948年2月，盼望已久的大学梦因寒假大学不招生而停止。19岁的刘赓麟无奈地回到桃源老家茶庵铺，第三次辍学在家，自己补习功课，以备考大学。他约几个同学在家温习功课，地方恶霸、县参议陈斌发现后，对他进行恐吓，说他思想有问题。因此，他抛开书本，逃离家乡，提早来到武汉，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坚持自学，补习功课，决心不考取大学誓不罢休！

　　对于自己的求学之路，刘赓麟感受深刻：“我的小学、中学是在兵荒马乱、父亡母病、山高路远的困境中走过来的，学制12年只读了10年，休学3次计两年。”

　　他说自己在天禄学堂读小学、初中时期，因受旧的教育思想启蒙，接触不到新的事物，只对于国民党贪污腐化的政治痛恨仇视。进入国立八中读高中时期，正是抗战中“国共合作”时期，一致对外，全民族共同抗战。因此，在湖南常德桃源等地，言论一度开放，才开始接触了新思想。在国立八中，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集会，唱抗战歌曲，演唱抗战剧，宣传全民族抗战精神，学生在课外还讨论抗战形势，虽然对于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和无能政治有了仇视而反对，可是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认为国民党可以革新，希望所谓的民主人士登台，只要把“孔宋”家打倒，社会政治就可以改变了。同时，对美国也有许多幻想，痛恨的是日本侵略者。回想当年，他觉得自己思想极为幼稚。

　　日寇侵略，国碎家破，从小就给刘赓麟幼小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饱受战争的恐吓，遭受旧社会的黑暗，“父亡母病”，被迫3次辍学，更坚定他不畏艰难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立志走知识报国之路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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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2017年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原土壤肥料研究所）成立60周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祝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汪洋副总理专程到院里调研指导，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农业科研人员的亲切关怀，既是对我院60年来取得工作成绩的肯定，更是对全体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与鞭策。60年来，一代代中国农科人以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为己任，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勠力同心、砥砺前行，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原创成果，为我国“三农”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著名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学家刘更另院士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科学研究生涯中，把全部青春和精力无私奉献给了我国农业科研事业，奉献给了南方那片红色的热土。他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在逆境中励志报国。从小出生于湖南桃源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日寇侵华的战乱年代度过了青少年时期，靠着顽强毅力，历经三次辍学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学业。国难家贫的痛苦使他下定决心，珍惜时间,认真读书，用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这种精神，引领他从一名普通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一名普通的农业科研人员，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农业科学家。他不畏艰难、潜心研究，不断攀登学术高峰。始终坚持以土、肥为中心，善于发现、勤于思考、勇于探索，透过平常现象发现问题，通过科学研究解决问题，先后取得鸭屎泥田缺磷、双季稻绿肥田缺钾、紫色泥田缺锌、常宁砷毒田、次生植被的演变规律等一系列重大发现，建立了“南方次生植被恢复理论”，为南方红壤改良与生态恢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成果，为我国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不辞辛劳、坚守基层，几十年无私奉献。为摸清南方红壤地区植物营养科学规律，在湖南祁阳实验站基地坚守了28年之久；为研究山区农业发展，足迹踏遍了武陵、秦岭、燕山等全国各个主要山区；为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又在河北迁西、北京密云农村工作多年，培养了一大批种植大户、养殖能手，带领他们走上了科学致富之路。他把毕生从事科研一线工作的心得总结为“抓生产问题、做基础工作，用科学手段、攻薄弱环节，得综合成果、出专门人才”，成为指导一批批青年科技工作者做好农业科技工作的“三十字箴言”。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在总结建所60年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组织编辑出版《刘更另：鸭屎泥田走出的院士》一书，对于传承与弘扬我国老一辈农业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该书以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情节、翔实的史料，讲述了一位老科学家的科学人生，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要以刘更另院士等老一辈农业科学家为楷模，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现代农业建设主战场，热爱科学、追求科学、献身科学，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为我国由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7年 10月

前言

刘更另 (1929—2010)，1929年1月出生，湖南省桃源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员，著名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专家。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55—1959年留学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获苏联农学副博士学位（后转为博士）。同年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曾任农业土壤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祁阳实验站站长。1980—1984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3—1990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94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院士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官山坪红壤实验站共工作28年。20世纪60年代，解决了水稻“坐秋”问题，首次揭示了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的机理；提出种植绿肥，发展双季稻，提高了复种指数。20世纪70年代，首次研究出钾肥对提高稻谷籽粒千粒重的作用，否定了南方稻田只缺氮不缺钾的定论。20世纪80年代，首次研究提出硫酸锌防治紫色泥田水稻“僵苗”，揭示了紫色泥田磷-锌关系问题；调查发现常宁砷中毒，并首次揭示亚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学行为，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先后在湖南祁阳布置了水稻阴离子试验、水稻种植制度试验、水田氮磷钾综合因子试验、不同红壤母质生土熟化试验、红壤旱地肥力和肥料效应监测试验等一系列长期试验；1987年主持国家公益性实验项目，在全国建立了包括南方红壤、东北黑土、西北黄土、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简称，下同）荒漠土等在内的9个土壤肥力和肥料效应长期监测实验基地，奠定了我国土壤肥力长期监测网络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了南方红壤丘陵裸露荒山植被恢复实验区，首次发现“草（本）-灌（木）-乔（木）”植被恢复演变规律；发明“水平浅沟、沟坑相连、分散蓄水”的简易工程措施，解决了红壤地区荒山及旱坡地雨季降水径流损失和抗干旱问题。1985—1997年，考察踪迹遍布全国各个主要山区，建立山区研究室，对山区资源综合利用和山区开发扶贫作出了贡献。首次研究出北方山区栗蘑专用肥、栗蘑人工栽培和产业化，经济效益明显。先后获国家、部、省科技成果奖11项。发表学术论文188篇；翻译了李比希名著《化学在农业和生理上的应用》，主编《中国有机肥料》《矿质微量元素与食物链》专著，撰写了《紫云英栽培技术》《鸭屎泥低产田改良》《磷肥施用问答》《硝酸磷肥应用》等科普读物。培养博士、硕士27名，培养农民技术员数千人。为了怀念这位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值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区划所”)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精心编著出版了《刘更另：鸭屎泥田走出的院士》一书，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和资源区划所成立60周年的献礼！在该本小册子编著过程中，中国农业科学院领导及资源区划所的领导和专家给予了精心指导。资源区划所原所长王道龙、书记陈金强等，多次专门听取编写小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将该项工作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60周年和资源区划所成立60周年的头等大事来抓，予以重点支持。资源区划所原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第三任站长徐明岗研究员、现任站长张会民研究员，则亲自组织、多次召集编写小组成员开会讨论和审核该书编写提纲，对认真抓好资料收集、故事编写分类等具体工作作出部署和严格要求。编写小组集中精力，摘取能反映刘更另院士学术成就的创新亮点，选用历史素材，编著、撰写刘更另的故事共22个。希望这些故事能激励年青一代科研人员不忘初心、奋发有为。祁阳县党史办黄承先先生对该书的每一个故事都进行了精心修改。中国农业科学院李明轩对该书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刘荣乐研究员、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姚政研究员、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谢良商研究员对该书的故事情节提出修改意见。祁阳站在职及退休等诸多同志对该书进行校稿、核对，历时约一年，终成该书。值此书出版发行之际，谨向关心支持本书的领导、专家、学者，提供资料的单位及地方领导、国内外专家学者、农民朋友等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感谢刘更另院士的亲属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资助！由于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17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