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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新注》是袁行霈先生主编的《新编新注十三经》之一种。此次新注，以《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合刊本《南华真经》为底本，以黎庶昌刊刻《古逸丛书》覆宋本《庄子注疏》为主要校本，并择要吸收郭象、成玄英、王先谦、郭庆藩、钱穆、王叔岷、陈鼓应等古今学者的校勘和注释成果，疏通重点字词，抉发哲学奥义，对深入理解《庄子》的哲学观点极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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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哲人与诗——西方当代一些美学问题的哲学根源》、《伽达默尔传》、《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意义的本体论》、《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新编西方美学史》、《百年中国美学史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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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丛书主编为袁行霈先生，比如此次推出的四种，《诗经国风新注》作者为袁行霈先生、徐建委先生、程苏东先生，《论语新注》为孙钦善先生，《孙子新注》为张文儒先生，《庄子新注》为章启群先生，他们均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可以确保注释品质。

二、此次推出的“十三经”，匠心独运，不再囿于传统意义上的儒家范畴，而是追溯文化源头，探寻文化要义，从诸子百家中遴选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著作，*终选目为《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如此，更能体现新时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三、丛书虽为“新注”，但没有因一味求新而舍弃前人注释，而是坚持取精用弘、守正出新的原则，在广泛吸纳前人意见、呈现各家成果原貌的基础上，力求能对一些众说纷纭或存有歧见的学术问题，发表一己之见，从而给读者以新的启示。

前言

新编新注十三经刍议

袁行霈

一

今传十三经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间经过多次变动。兹将十三经的形成过程作一简要的论述。

孔子有“六艺”之说，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竹简《六德》，讲到《诗》、《书》、《礼》、《乐》、《易》、《春秋》，并未总称为“六经”。到西汉有“五经”之说，陆贾《新语·道基》：“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s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汉武帝时正式将“五经”立于学官，《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前136）春……置五经博士。”五经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诗》、《书》、《礼》、《易》、《春秋》或《易》、《书》、《诗》、《礼》、《春秋》。

唐太宗贞观七年（633）颁《新定五经》，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后，太宗又诏孔颖达等撰修《五经正义》，书成，因太学博士马嘉运驳之，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高宗永徽间又经考正，于永徽四年（653）始颁行。此外，唐代还有“九经”之称，“九经”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文宗大和四年（830）郑覃以经籍讹谬，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勒石于太学，从之。文宗大和七年(833)筹备，至开成二年(837)告成，用楷书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尔雅》十二经于长安太学，并以唐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为附丽，共650252字，这就是《开成石经》，今藏西安碑林。宋赵希弁《读书附志》经类，列《石经周易》、《石经尚书》、《石经毛诗》、《石经周礼》、《石经仪礼》、《石经礼记》、《石经春秋》、《石经公羊》、《石经穀梁》、《石经论语》、《石经孝经》、《石经孟子》、《石经尔雅》，曰：“以上石室十三经，盖孟昶时所镌，故《周易》后书：‘广政十四年岁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唯《三传》至皇祐初方毕，故《公羊传》后书：‘大宋皇祐元年岁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毕。’”广政为五代后蜀年号，此即《蜀石经》。《石经孟子》下著录：“右《孟子》十四卷。不题经注字数若干，亦不题所书人姓氏。”另据宋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所云：“《孟子》十二卷，宣和五年九月帅席贡暨运判彭慥方入石，逾年乃成。”可知《孟子》列入十三经，应当是北宋。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又刻石经，也增加了《孟子》。清康熙年间陕西巡抚贾汉复在开成十二经之外，又补刻《孟子》，统称“唐十三经”。十三经的顺序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明代已有《十三经注疏》刻本。清乾隆四年（1739）有武英殿刻本《十三经注疏》；嘉庆二十一年（1816）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阮元《校勘记》刻成。后者流传广泛，成为学者使用广的本子。

粗略地回顾上述历史，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后来儒家所谓的“经”起初并未赋予“经”的名称和地位。大概战国中后期有学者尊称某些儒家典籍为“经”，如《荀子·劝学》谓学之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杨倞注：“经，谓《诗》、《书》；礼，谓典礼之属也。”）汉初学者陆贾等人以亡秦为殷鉴，进一步推尊儒家典籍为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五经”立于学官。自此之后，《易》、《书》、《诗》、《礼》、《春秋》这五部书才被正式尊称为“经”。此乃取其“恒常”之义，《白虎通·五经》所谓“经，常也”，《释名》所谓“经者，径也，常典也”，代表了汉儒对于“经”的理解。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云“s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正如张舜徽先生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所云，“古之六艺，本无经名。孔子述古，但言‘《诗》曰’、‘《书》云’，而不称‘诗经’、‘书经’；但言‘学《易》’，而未尝称‘易经’。下逮孟、荀，莫不如此。……况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故诸子百家之书，亦多自名为经”。我们对儒家所谓“经”不必过于拘泥。

第二，十三经是在很长的时间内逐渐确定的。在汉代为五经，到唐代扩充为九经。其他如《孝经》、《尔雅》、《论语》都是后来增加进去的。而且在宋朝，《春秋》、《仪礼》、《孝经》还都曾一度被剔除出经部。《孟子》十一篇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都属于子书，到了宋代才归入经书，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来，所谓经书和子书的分类本来不很严格。既然如此，现在通行的十三经并不是不可调整的。

第三，汉武帝将五经立于学官，乃是将五经作为学校的教科书。唐代实行科举考试，则五经或九经又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那时的朝廷是将经书作为统一思想、治理国家、推行教化、选拔人才的依据。现在我们研究经书跟古代的出发点已有很大的区别，已不再需要那样一套钦定的教科书或考试用书，而是将它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来研究，这是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

二

今传十三经全部是儒家的典籍。形成这种状况，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结果。借用刘勰《文心雕龙》前三篇的标题，可以说十三经以原道、征s、宗经为主线，道、s、经三者关系密切。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只有儒家的典籍才能称为“经”吗？我们可不可以突破这种局限呢？以笔者的愚见，当初编纂儒家的经典，自然以这十三部典籍为宜。如果不限于儒家，而是着眼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原典，那就不应局限于现在通行的十三经。在儒家之外，道家、墨家、兵家、法家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应该纳入中国文化的经书范围之内。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对现在通行的十三经中所收各书需要重新审视，加以去取。显而易见，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应当限于儒家，所谓“国学”并不等于“儒学”，现在早已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了！我们应当改变儒家独尊的地位，更广泛地吸取各家之精华，以更广阔的视野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这正是《新编新注十三经》努力的方向。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几百年间，是中华文明极其灿烂的时代，其多姿多彩的精神成果不仅体现在儒家典籍之中，也体现在儒家之外诸子百家的典籍之中。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要从多个源头清理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广泛地吸取其中的精华。

基于以上的学术理念，我倡议对十三经重新编选和校注。计划中的《新编新注十三经》收入以下十三种典籍：《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保留原来十三经中的七种，替换六种。

我们充分肯定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典籍）的重要价值，认为上述十三种书具有长远的意义，经过整理可以在今天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我们仍然沿袭“经”这个名称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因为“十三经”之称如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无论是学者还是一般读者都已经习以为常，而且中国本土文化中时代早、可以称之为文化源头而又流传有绪的、带有纲领性的重要典籍，恰好可以选择十三种，仍然维持“十三经”的名称是适宜的。

我们所谓的“经”，与传统的“经”相比，含义有所同也有所不同。首先，称“经”有以示尊崇之意，因此，新编十三经，也就是选择那些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典籍，意在使读者能够藉此把握中国文化的要旨。其次，“经”有“恒常”的意思，表明这些典籍不仅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其深刻、丰富的思想在今天也有值得弘扬之处，在未来仍将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第三，我们所谓的“经”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不再封闭于原来那十三种儒家典籍的范围，这样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接下来就将新增的六种经典作一简单的论述。

属于儒家的一种：《荀子》。

荀卿自称为儒，《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归属于儒家，孙卿就是荀子。《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其中“孙氏之儒”的“孙氏”就是指荀子。但荀子的学说与孔子有所不同，他曾游学齐国的稷下学宫，受到道家、法家、名家的影响。荀子主张“法后王”，又主张人性恶，并在《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子等儒家学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荀子》未能列入十三经，可能与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有关。其实，《荀子》中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思想资源。其“王道”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诸如“隆礼”、“贤能不待次而举”、“平政爱民”等，都值得重视。其宇宙观，主张“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制天命而用之”，也值得注意。其经济思想，提出“富国裕民”之道，很有意义。其他如“解蔽”之说，“虚壹而静”之说，以及其音乐理论、教育理论，也都值得进一步发掘整理。至于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谭嗣同《仁学》所谓“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一语，值得注意。蕴含着如此丰富思想资源的《荀子》，列入《新编新注十三经》是适当的。

属于道家的两种：《老子》和《庄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的地位虽然比不上儒家，但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仍然足以跟儒家相提并论，儒道互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古代已有称之为“经”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著录《老子道德经》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汉文帝时河上公注。作为道家之创始，《老子》一书中包含的朴素辩证法，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等，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哲学、政治、文学、艺术等都有深远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如果没有《老子》，就没有魏晋以后流行的玄学和唐代以后流行的禅学，中国文化就将失去不少多姿多彩的方面。道家关于清静无为的说法，在战乱之后社会需要休养生息之际，尤能显示其在治国方面的重要意义。

郭店楚简中发现了三种《老子》抄本，抄写时间在公元前300年左右，虽然均不完整，但仍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古老的本子。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种汉初的抄本，即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的完整的本子。这些出土文献，为《老子》一书的校勘注释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已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新编新注十三经》收入《老子》，除原有的传世《老子》版本外，可以利用楚简本和帛书本及其研究成果，做出新的成绩来。

《庄子》一书乃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其内篇所阐述的“逍遥游”代表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倡“无名”、“无功”、“无己”，以求无待，无待则可以得到精神的自由。其所主张的“齐物论”，有助于破除那种、僵硬、呆板、滞塞的思维方式。作为与儒家相对立的学说，《庄子》丰富多彩而又富于机辩，极具智慧之光芒，使中国文化带上了灵动、活泼、通透的特点，具有充沛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艺术感染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子学复兴，《庄子》与《老子》、《周易》并称“三玄”，是名士们研习的经典。唐宋两朝，《老子》、《庄子》还曾被尊为“经”，并置博士员，立于学官。而今《庄子》自然也应当和《老子》一并列入《新编新注十三经》之中。

属于墨家的一种：《墨子》。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墨家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滕文公下》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尽心下》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的话虽不免有点夸张，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墨学在当时是一种显学。《韩非子·显学》就明确地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庄子·天下》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称：“（孔子与墨子）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可见，在《吕氏春秋》成书之际，墨子仍然具有与孔子同等的地位。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墨家才消沉下来，而且迄今尚未得到广泛的重视。其实，《墨子》一书中有不少思想资源值得我们发掘，其尚贤、兼爱、非攻、节用、非命等方面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而其在逻辑学方面的贡献，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述，也很值得注意。《新编新注十三经》应当列入《墨子》。

属于兵家的一种：《孙子》。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于兵权谋家著录云“《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颜师古注：“孙武也，臣于阖庐。”中国古代典籍中兵家的著作是一大笔宝贵的遗产，而《孙子》是兵家中重要的一部典籍。曹操《孙子序》指出其“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特点，这已不限于用兵。《孙子》不仅有丰富的军事思想，也有深厚的战略思维，对人才、行政和经济管理，乃至外交，都有启发借鉴的意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带动了《孙子》的研究，今天看来，完全有理由将之列入《新编新注十三经》之中。

属于法家的一种：《韩非子》。

《汉书·艺文志》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在韩非子之前，法家的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子综合f、术、势，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一书也就成为《新编新注十三经》的必选经典。

此外，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这个战乱时期，在社会上逐渐传播开来，到唐代取得与儒、道两家并立的地位。《新编新注十三经》是否选入佛经，成为笔者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考虑到新编乃着眼于那些中国本土文化中原生的、时代早的、处于中国文化源头的、在当时或后代具有广泛深远意义的典籍，而佛经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唐代盛行的禅宗及其典籍虽然已经本土化，但时代晚了很多，因此佛经暂不入选为宜。

三

《新编新注十三经》必须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上，参考古代的各家之言，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文献资料，吸取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值得信赖的学术著作。我们的宗旨是为读者提供中华文化的元典，便于读者从文献的角度追溯中华文化的源头，探寻中华文化的要义。编纂这套书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工作，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而且现在编纂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原则是取精用宏、守正出新。取精用宏对于这套书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历代的版本和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我们既要充分掌握已有的资料，又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守正出新是我在1995年主编《中国文学史》时提出来的，实践证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谓守正就是继承优良的学术传统，所谓出新就是努力开拓新的学术格局，充分吸取新的研究成果，适当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使这套书具有时代的特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近年来，古籍善本的普查和影印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以前的学者看不到的一些善本，我们有机会加以利用，这为我们选择底本和校本提供了很大方便，从而使新编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自汉代以来，学者们围绕这些经典所作的校勘、注释和研究工作很多，成就卓著，为《新编新注十三经》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此外，自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出土了大量的文献和文物，又为经典的整理研究开拓了新的局面。例如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批极为宝贵的新数据。由于这些新数据的出现，一些传世的先秦古籍有了更早的古本，古籍中的一些错误得以纠正，古籍中的一些难点得到解释。充分利用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

二十世纪之后的学术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借用西方的哲学、宗教学、文学、史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典籍，已经取得不少成绩。陈寅恪先生所谓“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也为《新编新注十三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保证了“出新”的可能。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以前的学者整理经书，各有其家法，而且经今古文之争十分激烈，各个门派互不相容；宋儒与汉儒又有所不同。今天我们重新整理，可以超越这类纷争，兼容并蓄，择善而从，从而取得新的成果。

当然，要想将这套书编好还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一是数据浩繁，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搜集完备并加以消化；二是每部书都存在不少难点，聚讼纷纭，要想取得进展，提出新见，并经得起考验，实在很难；三是这套书既定位为学术著作，又希望有较多的读者使用，如何在专家与普通读者之间找到平衡点，需要认真摸索。但是我们相信，依靠参加工作的各位学者刻苦钻研，虚心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反复讨论，有希望达到预期的目标。

（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编者注：本文微信版，删除了原有的脚注。

书籍介绍

《庄子新注》是袁行霈先生主编的《新编新注十三经》之一种。此次新注，以《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合刊本《南华真经》为底本，以黎庶昌刊刻《古逸丛书》覆宋本《庄子注疏》为主要校本，并择要吸收郭象、成玄英、王先谦、郭庆藩、钱穆、王叔岷、陈鼓应等古今学者的校勘和注释成果，疏通重点字词，抉发哲学奥义，对深入理解《庄子》的哲学观点极有帮助。